这是辛迪·豪斯回忆录的开头，母亲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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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结束后
2017年2月，我站在一所小学的自助餐厅里，天花板上满是薄纸和玻璃纸水母，我决定必须告诉我9岁的儿子阿特拉斯，我曾经是一名海洛因成瘾者。
我看着一群孩子随着DJ响亮的舞曲齐声跳Dab舞。他们在舞池里显得老了许多，与去年那群蹲在一堆乐高积木前的孩子们大不相同了。
我的朋友看着她的儿子在我身边弯下腰来。她抱着随着音乐尖叫的小女儿，告诉我她即将离婚的事。
“我觉得他在挣扎，”她看着儿子说。她看上去憔悴而焦虑。我想知道她瘦了多少。她把婴儿移到另一条臀部。“我只想让我的孩子们过得好，尽管我们有一些愚蠢的成人废话。”
在舞池里，我看着我的儿子试图跟上他朋友们的舞步。所有的孩子都举起了手臂，他紧随其后。
如果我不尽快告诉他，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遗漏的谎言，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一个秘密，可能会让他觉得他并不真正了解我。
我儿子三年级班上的女孩们用气球打他，围着他转，放弃了她们的舞步。
我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，但我必须告诉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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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前，一位作家朋友善良、有音乐天分、可爱的23岁儿子在与毒瘾长期斗争后自杀身亡。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是一位优秀的、善解人意的、全身心投入的母亲，她竭尽所能去救她的儿子，所以我开始担心我的儿子。就好像我们生活的线突然交织在一起，现在等待我和儿子的未来是可怕的。
我已经七年没跟这个朋友提过阿特拉斯了。她告诉过我，人是多么粗心。她说，一个朋友会给她发她儿子的照片，标题是“这会让你高兴起来”。有时，看到另一个女人七岁的孩子穿着雨靴，在海滩上，拿着花对着镜头的照片，我的朋友就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
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儿子的心理医生会对我说:“但你的孩子不是她的孩子。”
我背负着可能发生的灾难，该担心什么可以发生了，即使我的朋友每天起床不管发生了什么做了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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